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7月23日发布公告，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未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该措施于美国东部时间24日生效。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替代了到期的临时全球性关税。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推翻其“对等关税”政策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7月24日正是到期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此次301关税设置多档差异化税率标准，不同经济体适用不同的关税执行标准。具体来看，新关税将60个经济体划分为两档：加拿大、英国、墨西哥等14个被美方认定“已出台部分管控措施”的经济体适用10%；而中国内地及香港、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46个被认定“未落实禁令”的经济体则面临12.5%的税率。同时，美方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
分析人士指出，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政策衔接，但其背后蕴含的法律路径转向和战略意图调整远比简单的税率变化更为深刻。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先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对等关税”、“芬太尼关税”等，在遭遇美国国内法律层面的挫败后，又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设置了一项10%的临时全球性关税作为缓冲。如今，随着第122条授权到期，新的第301条关税应运而生。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通过301条款执行关税征收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即便一次301调查无法延续，美国政府仍可启动新的调查作为依据。与依赖总统紧急权力的IEEPA框架相比，301条款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定调查程序和单边制裁授权，它授权贸易代表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建议总统实施制裁。这一路径转换极大地增强了新措施的法律合规性，显著降低了其被法院直接推翻的风险，意味着美国的贸易保护工具正从应急性的行政命令转向更具持久性和制度化的法律武器。
从财政视角看，此次关税“换壳”也承载着为美国政府填补财政窟窿的现实使命。凯投宏观副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西蒙·麦克亚当表示，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决“对等关税”、“芬太尼关税”等相关关税违法后，美国政府不得不退还已征收的非法关税。截至6月份，仍有约1000亿美元的非法IEEPA关税收入尚未退还，相当于3至4个月的关税收入。仅6月份单月，关税退款就高达491亿美元，是同期关税收入的两倍多，导致财政净流出255亿美元。受最高法院裁决影响，2026年，美国净关税收入预计将减少超过2000亿美元，占GDP的0.6%。
不过，相比去年的“对等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此次301关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有限。惠誉评级美国经济主管奥卢·索诺拉表示，此次301关税对市场的影响更像是“噪音”而非“冲击”。市场对此已有广泛预期，而且约四分之一的进口商品依然可以豁免额外关税。此次301关税出台后，美国有效关税率仍在10%以下，对其经济或通胀影响甚微。麦克亚当也表示，新关税影响有限，相比之下，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投资热和美联储政策走向才是决定未来一年全球贸易的关键因素。
然而，此次关税调整可能标志着新一轮贸易战的开始。麦克亚当指出，除“强迫劳动”问题外，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依据301条款发起了一项针对16个经济体“产能过剩”问题的调查，该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预计调查结束后美国将宣布新一轮关税加征。索诺拉也表示，真正的风险还在后面，例如即将出台的“产能过剩”关税。如果这类关税覆盖的范围足够广，那么贸易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对全球供应链、企业投资信心、通胀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当前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
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对此次301关税的反应相对克制。周密认为，这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许多国家因自身经济脆弱性或战略考量而不愿采取对抗姿态；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可能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压力下不敢轻易反制。整体而言，未来各国能否减轻关税压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市场供需情况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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